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签了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告知书)

发布时间:2020-09-17    来源:业界动态    浏览:

  如何理解坦白从宽和处罚从宽?   

  

  经过两年的试点,2018年10月,认罪从轻制度被写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并得到全面实施。就像很多新事物的出现一样,人需要有一个接受和拒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困惑甚至迷茫,从而导致理解上的混乱和全面实施初期的不同做法。   

  

  

  虽然试点工作已经在18个地区开展了两年,但由于各方参与度和积极性不足,或者由于忽视了大的问题,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暴露和重视。这样一来,全面实施带来的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引起争议。   

  

  经过一年的运作,司法机关可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2019年10月,两所高中三系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司法实践。我列举并解释我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现象。   

  

  

  1.“坦白”是坦白还是承认事实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调查人员不假思索地认为,“认罪”是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如果指控被否认,那就不是认罪。事实上,即使犯罪后自首的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也不否认构成自首。把承认犯罪事实的行为等同于不认罪,会过于简单粗暴,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在实践中,本罪与另一罪的纠纷并不少见,很多都是以一个量刑等级来划分的,如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面对同样的犯罪事实,定性的认定直接决定了犯罪,而犯罪又反过来决定了量刑的轻重,量刑的轻重可能是五年以下和十年以上的区别。因此,罪名的选择和认定对犯罪嫌疑人至关重要。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刑事法院汇编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即“供述”本质上是“供述”,即承认主要犯罪事实,对个别细节提出异议或者对行为(罪名)性质进行辩护,不影响“供述”的成立。   

  

  后来《指导意见》简单引用《理解与适用》的观点做了明确表述,却加了一刀,就是“但是表示接受司法机关的认定意见”。既然嫌疑人或辩护人对犯罪提出异议,就是对认定意见的否定,又因为对量刑影响较大,一般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不接受,是否表示他不会「认罪」?所以这个补充是有争议的。   

  

  二、缓刑在“承认与处罚”中的适用   

  

  我第一次告白和处罚是在2019年2月。根据四个多月的制度执行情况,当事人当时在单位涉嫌受贿认罪并认罪接受处罚,并在检察院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注:当事人已取保候审)。作为党的上级领导处理的另一个案件已经被判刑和停职。按理说,当事人的量刑建议也应该是缓刑,但是公诉人并没有明确规定,以至于当事人在签字之前犹豫和怀疑。   

  

  公诉人的说法是“我同意你申请缓刑意见,但我们医院一般不写。”言下之意是检察院推荐的缓刑一般不写。当事人听了之后,觉得有点安慰,但还是有点不安,怕这是公诉人“诱导签字”的借口,但最后还是在宣誓书上签了字。好在辩护人与法院充分沟通后,当事人最终申请缓刑。   

  

  这本来就不是问题,但在实践中人为就成了问题。《理解与适用》还提到,在涉及适用缓刑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要明确刑罚执行方式,避免出现法院宣告缓刑后检察机关不提前发表意见、不提出抗诉,或者被告人被判处实际刑罚后认为自己在缓刑并上诉的情况。这段话有b   

  

  直到后来,这种观点也在《指导意见》中有所体现,即“犯罪嫌疑人认罪并坦白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问题提出量刑建议。”关于这个规定,对了,检察院一般只建议主刑量刑,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附加刑量刑建议。   

  

  三、口供的适用范围及量刑建议   

  

  《指导意见》颁布前,侦查人员对口供的适用范围和处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只适用于普通犯罪量刑指南中出现的20多种犯罪,因为公诉人可以据此计算出更准确的量刑建议,但对于其他犯罪,由于没有量刑依据和经验,暂时不适用。有人认为只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不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因为担心罪刑失衡。   

  

  《指导意见》颁布后,明确规定“认罪接受处罚制度不受适用罪名和可能处罚的限制,一切刑事案件均可适用。”根据以上观点,仅仅因为不能计算量刑,就适用显然没有意义。除此之外,忏悔和惩罚只是一种忏悔的态度。没有这个制度,一些犯罪嫌疑人愿意认罪悔罪,接受处罚。有了这个制度,就不允许他们认罪了,这是违背常理的。当然,也不需要担心罪与罚的失衡,因为宽大处理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   

  

  在认罪处刑的量刑建议上,公诉人一般会提出量刑幅度,甚至对于有“计算公式”的犯罪也是如此。因为检察人员一般没有接受过量刑方面的培训,即使有“计算公式”,也不会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使用“部分相乘、部分相加、部分相减”的量刑规则,因此无法提出确定的量刑。对于没有“计算公式”的犯罪,由于缺乏量刑经验,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处罚,只能提出幅度处罚,有的幅度处罚甚至直接是法定幅度。比如法定范围是“不满五年”的,量刑建议上也写着“不满五年”,其实是无效建议。   

  

  四、在辩护律师已受委托的情况下,让值班律师见证问题   

  

  在一次组织卖淫案的审前会议上,公诉人突然宣布他已经签署了本案《认罪认罚具结书》被告人名单,在场的所有律师包括我自己都震惊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当事人已经认罪并接受了处罚。于是我们纷纷提出异议,公诉人的答复是被告人必须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签字,所以不需要告知委托律师。   

  

  当然,我不止一次遇到过类似的做法,但远远没有完全无视辩护律师的嚣张气焰。至少检察机关会提前和辩护律师打招呼,对量刑建议“发火”,并表示如果律师因距离远或时间冲突无法及时作证,可以安排值班律师作证。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量刑适当,辩护律师同意值班律师可以考虑“代理他”。如果争议很大,即使提出不认罪,辩护律师也必须自己做。   

  

  我在国外有刑事案件,打算不认罪。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告诉我,我要认罪,惩罚当事人。因为疫情原因,无法去现场,所以安排了值班律师见证。我强调辩护律师在场对保护其知情权的重要性,但公诉人不同意,认为检察机关自然会履行告知义务,值班律师会提供法律协助。   

  

  也许,在办案人员眼里,说“签了就从轻处罚,不签就自担风险”,或者直接催促嫌疑人签署权利义务通知书,即使他有   

  

  需要注意的是,认罪处刑的协商签字不亚于一个小的审判活动,而犯罪嫌疑人自己看不到案卷,检察机关不出示证据,值班律师也没看过案卷。只有当事人委托的辩护律师清楚知道案件卷宗,但没有事先沟通或证人,安排值班律师作证。如何保护嫌疑人的知情权?   

  

  5.认罪后能否不认罪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各地的检察官和法官有不同的看法。保守主义者认为,被告人认罪并坦白处罚后,辩护人不能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因为这是矛盾的、投机的。自由派认为,在被告人认罪并供认受惩罚后,辩护人可以为无罪辩护,因为辩护人有独立辩护的权利,即使他认罪并供认受惩罚,仍然有无罪开释的空间和可能性。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以辩护人有独立辩护权为由主张“不服从”当事人的意见,认为当事人坚持认罪的,应当尊重其意志。但这次与以往不同,自从实行从宽认罪制度后,情况有所改变。实施前,当事人的有罪意思表示一般是自由、充分的。如果他们认罪,基本上就意味着他们真的要认了。实施后,迫于外界的压力,他们被莫名其妙的恐惧所支配,很多人违心表白。   

  

  换句话说,以前根据认罪悔罪的表现从轻处罚是有“优待”的,但当事人不应认罪的,仍应予以否认。现在只是书面形式,为什么容易妥协?是对实质从轻处罚的抽象承诺的期待吗?怕不签更重的处罚?还是基于其他人都签了自己也签了的从众心理?作为捍卫者,我们不能对这些视而不见。   

  

  说到认罪不认罪,不得不提律师的见证。有法官认为《认罪认罚具结书》是在辩护人的见证下签署的,间接澄清了辩护人对陈述内容的认可。我们的律师认为,这只是当事人自愿签字的见证,而不是对内容的背书和认可。如果法官非要这么想的话,那么我们这些打算为无罪辩护的律师就不得不按照本文第四点的操作,让检察院安排值班律师作证。到时候我们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无罪辩护的时候会说“我没有见证,所以不能表示赞同”。   

  

  六、申诉和抗议的及时性   

  

  据有关部门统计,坦白从宽制度试点案件96.3%没有上诉或抗诉,被告人上诉的案件有3.6%,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有0.04%,可能是选案问题,但全面铺开后还是掩盖不了更多的上诉。   

  

  一些被告人在享受了认罪从宽的既得利益后,打着“上诉不加刑”的旗号,肆无忌惮地选择上诉,做最后的努力。但是,这场斗争也不是没有任何代价,检察院可以通过抗诉来对抗。被告人上诉的同时,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法院的判决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因此,二审往往比一审给予更重的处罚。   

  

  检察院抗诉的理由通常是:上诉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否定了此前签署的供述和处罚,致使法院失去了从轻判决的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的判决明显不当。为了实行坦白从宽和处罚制度,维护司法权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6条规定,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为此,有的法院会采纳,撤销原判,加重处罚;有些法院不会受理,但仍维持原判。有人说,上诉是坦白与惩罚的不容反悔,所以应该撤销“宽大”,恢复量刑。在我看来,它可以   

  

  至于抗议的及时性。一般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得到判决后,可以立即判断是否从轻,如果从轻,会及时提出抗诉。现在情况变了,法院是否判轻一点,就看被告是否上诉了。如果被告人第一时间上诉,检察院还有时间对抗诉作出反应,如果被告人在10天上诉期的最后一分钟故意上诉,检察院就没有时间作出反应。所以在实践中,有人对送达时间大做文章,即法院比被告晚5天左右将判决书送达检察院,使被告人的上诉期限在期满前得以解决。   

  

  最后,除了以上六大问题,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比如隐瞒,不给辩护人一个说法;供述和处罚已经作出,被告人和辩护人在审理过程中未提出异议,以案件不适用为由擅自撤销供述和处罚的;在调查阶段认罪的人和在审判阶段认罪的人在刑罚上没有区别;如果你认罪,坦白自己的处罚,不取保候审,不能体现程序从宽;如果在侦查阶段表现出坦白从宽和处罚的态度,则不纳入起诉意见。   

  

  给人的感觉是,办案人员要么是对制度和文书没有很好的学习和理解,要么还是喜欢按照以往的经验和习惯办案,要么是为了方便办案,用机械的公正,按需解释,完全无视法律原则、立法意图和精神。   

  

  现阶段的问题是,在认罪处刑案件中,辩护人希望在庭审阶段积极辩护,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当然,这个制度全面推行已经一年半了,还算正常,要看以后能否调整完善,逐步统一办案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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